深度解析：中国垃圾分类的瓶颈与出路

在12月2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要把落实重大工程项目与推动改革、形成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体制障碍就改什么。要正确区分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项目实施并获取收益。

不知不觉中国的垃圾分类之路已经走了十六年，有人说这十六年间仅仅火了五颜六色的垃圾桶而已，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垃圾围城，分类突围

我们的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垃圾生产机器，每天都会制造上万吨的垃圾。“两天不处理，广州的生活垃圾就能一路堆到香港。”广州官员如此描述垃圾处理压力。在全国，垃圾围城现象病毒式蔓延。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由2508万吨增至17860.18万吨，翻7倍，只用了30年。

垃圾被收集之后都去了哪里呢？生活垃圾被收集车收走后，先送到各个堆放场，再被送去填埋或焚烧处理。填埋焚烧，代价都是巨大的。填埋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300元人民币，还需要侵占宝贵的城镇建设用地和乡村农田耕地，产生的渗滤液还可能通过渗透作用进一步污染深层土壤及周边土地。焚烧处理方式虽不会占用大量土地，但是投资惊人，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不可再生行为，让我们的资源一股脑变成垃圾。

在严峻的垃圾围城现实面前，分类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长期措施。生活垃圾中包含很多可回收资源，通过分类，能够将可回收资源从垃圾中挑拣出来，进入回收渠道，免遭填埋和焚烧厄运。不同类别的垃圾分流之后，最终进入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总量减少，终端设施使用寿命得以延长。此外，垃圾中的有害部分被提前分拣出来，重金属、有机污染源、致病菌含量减少，二次污染风险大大降低。垃圾分类是对付垃圾围城的不二法宝，我们的邻国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2007年10月，神奈川县藤泽市开始实施“垃圾处理有料化”，家庭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垃圾均要使用市政府指定的垃圾袋投放。有料化实施3年后，垃圾排放量显著减少，其中可燃垃圾减少14.7%，不可燃垃圾减少36.7%，资源垃圾减少0.9%。

垃圾分类，成效甚微

北京，因其首都的身份占据着垃圾分类的绝佳优势。首先，政策支持，北京早在2000年6月就被确定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其次，基建保障，北京的基建水准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从前端收集到后端处置）。第三，人才基础，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新事物的包容度更强。第四，技术投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快、落地率高。

再让我们看一下北京这些年的垃圾分类成果：

以2009年为节点，在经历了“垃圾围城”痛击后，北京痛定思痛，正式将垃圾分类提上北京市政府议程。2010年，推出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2016年，试点小区超过3000个，占全市居住小区半数以上。但根据自然大学自2012年起的调查来看，试点小区内真正做到分类投放的人群不足10%，多数社区被定为试点小区半年至1年后，垃圾分类就难再坚持下去。北京垃圾分类工作理想丰满，现实残酷。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我们提垃圾分类的时候，都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减量，然后要资源回收，但是这两个目标从这些年各个地方推动垃圾分类的实践来看，我认为基本上是落空的，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可以以此类推。

不妨反思一下，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垃圾分类之路走了十六年，但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却尚未出台。垃圾分类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早早建立起健全的分类法律体系。日本在“环境立国”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并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修改。德国也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对垃圾进行环保有效的处理。反观我们，垃圾分类制度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分类制度不明确，处罚措施不到位，垃圾分类只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高质量推行。

收运配备和队伍建设问题也是我国垃圾分类的瓶颈所在。首先是收运配备跟不上，生活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再生资源，这些都需要配置专门的收运车辆进行分类装运，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小区里的桶有三种或者四种，但收运车却只有一辆。在收运队伍建设上，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物业直接委托的收运企业，而非环卫集团和环卫中心的专业作业队伍，收运队伍管理不规范，也降低了垃圾收运环节的效率。

终端处置设施建设投入巨大，且选址难度高，地方政府对终端处置设施建设及处置技术和管理的投入积极性不高。喊几句口号，添几台设备并不能解决分类难题，后端、前端断片，最后一公里成了垃圾分类的顽疾。终端不但要建好，还要运营好。中国每年平均发生十个以上群体性事件，市民为什么会对建焚烧厂这么抗拒？因为不信任，而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环保监管有名无实，焚烧厂周边成肺病高发区，填埋场污水偷排到灌溉田，遭民众举报。监管信息不公开，公开数据遭质疑，这些都是严重的运营管理问题。

宣传发动不足，宣传教育难以深入人心。垃圾分类宣传页安稳地躺在布告栏内，会有多少行色匆匆的居民愿意驻足观看？宣传不到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市民缺乏对垃圾分类的深入了解与认识，一是不知道为何要分，在普通民众的概念里，没有如山的填埋场，没有臭气冲天的餐厨垃圾，分类只是一个短暂的投递行为，分与不分差别不大。二是不知道怎么分，北京某个垃圾分类试点“明星小区”里，很多居民反映自己也想做垃圾分类，但是不知道怎么界定“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无奈之下，一些居民简单地将“可回收物”等同于“能卖废品”的，剩下的就是不可回收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投机心里，也让民众更倾向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管好自家门前的一亩三分地。很多人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涉及不到个人利益，以至于在扔垃圾时只会考虑个人区域的整洁。

某市一记者去垃圾试点小区采访居民，你为什么不对垃圾分类，居民淡淡地说，“我亲眼看到垃圾分类了，运走的时候又混在了一起”。垃圾分类、运输、处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分类环节大张旗鼓，后端跟不上，分类工作便成了浪费，最终沦为面子工程，由此带来民众对后端收运的不信任，更是得不偿失。

面对困境最明智的方法是与它打交道，一一击破。习大大的讲话中，垃圾分类的出路在何方呢？

1.以法治为基础，推行强制分类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适当的强制执行可以吸引更多民众关注垃圾分类问题，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北京是首个提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强制措施一经提出，迅速占据新闻头条，让垃圾分类话题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建议，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垃圾源头强制分类纳入法律，并在法规中明确分类对象、分类与投放方法、奖励与惩罚措施等内容，来保障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

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58次会议上，广州市城管委主任陶镇广提出，计划明年推行厨余垃圾强制分类，先从机关团体单位试点，做不到的单位将被罚。

2.落实宣传教育，实现全民参与

垃圾分类宣教工作要落到实处，触及居民内心痛点。为什么《穹顶之下》会引起讨论热潮？共鸣。雾霾当前，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很容易就在片中看到自己。对于垃圾分类，很多人以为垃圾分类仅仅是为了资源回收，不知减量也是其重点。宣传需从垃圾围城的危害入手，从每个人关心的环境问题入手，才能直击人心。宣传手段从浮于表面到落实细节，拜别简单的布告栏、宣传语，通过公益广告、分类游戏、讲座活动，让垃圾分类的意识真正浸润到居民心中。最后，垃圾分类可以走进校园，写入教科书，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下一代更早地培养起垃圾分类的意识。

3.引入民间资本，打通收运网络

垃圾辛辛苦苦地分类了，结果又混在一块儿拉走了，折射出分类与处理之间的断层。垃圾分类缺少成熟的产业链，分类收运车辆要跟上，后端处理设施建设要跟上，垃圾处理的技术和手段需革新。政府可以通过ppp模式，引入市场化企业参与垃圾分类运营管理，既能够有效节省成本，降低风险，更能够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4.强化信息监管，实现智慧分类

互联网给垃圾分类工作带来了一丝曙光。

2016年7月，“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智慧垃圾分类模式正式落地朝阳区首个试点区域——劲松中社区，12万户居民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刷卡积分制度。垃圾桶有了专属的身份卡，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查看垃圾流向，掌握资源回收量，进行有效的溯源管理。区域内20辆收运车装上了伏泰车载一体机，实时采集车辆位置、作业里程、收运桶数和收运量，结合垃圾桶产生量、收运频率、地理位置和历史状况等，系统会给出收运路线建议，帮助驾驶员在最短时间和最短路程内将垃圾收集到位。居民刷卡记录回收行为，通过积分的累积，兑换大米、卷纸、香皂等生活用品，有借有还的方式极大增强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海沧区垃圾分类项目于2016年上半年启动建设，作为厦门市首个互联网+垃圾分类项目，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

(1)从垃圾一锅端到垃圾分类井然有序，不少城市花了10多年都没寻得其中的奥秘，海沧区用短短半年时间就取得了不俗的成效。

(2)有了积分兑换，居民热情高涨。试点小区的垃圾分类率由2016年2月份的15.4%提升到了5月份的23%。居民是垃圾分类的源头，只有调动居民积极性，让居民投身于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垃圾分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3)前端分类与后端处置合二为一，短时间内实现源头减量、改善垃圾围城，长远来看为垃圾回收、资源化利用打下良好基础。

垃圾分类做到极致的国家，无论是日本、新加坡，还是瑞典、德国，无不是花了几代人的努力，德国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了40年，才取得今天的成效。我们有机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在充分学习各国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更应探索适合自己的分类方式。与20年前相比，我们的垃圾分类赶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有利时机。垃圾分类发展的十六年，正是互联网在我国兴起并高速发展的十六年，通过引入互联网机制，对垃圾分类、记录积分、清运、处置进行监管，不仅便于管理，也让垃圾分类的成效最直观呈现在居民面前，激励更多人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指导意见的提出，随着国家层面对垃圾分类的重视，垃圾分类的整体环境将趋于改善。垃圾分类有了互联网护航加政策指引，未来的路想必越走越宽。